互联网新人待价而沽
发布时间:2019-06-07 17 来源: 互联网 浏览量: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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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经授权转自AI财经社(ID:aicjnews)

作者:王先,编辑:严冬雪


“如果我们要做外卖业务,让你加入这个团队,你会怎么做?”


今日头条面试官把问题抛给周晓强,这个应届生当场懵住了。“那真是一场无比糟糕的面试。”复盘起当天的情形,周晓强惋惜中依然挂着几分自责——即便那可能是个张一鸣都没有好答案的问题。


今日头条最终没有向他抛出橄榄枝。在投出去50多封简历、参加20多场面试之后,这位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又相继折戟腾讯产业投资基金、国家开发银行、高瓴资本、华兴资本等机构——简历都没有通过。


应届生求职市场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2019年夏季,中国将有834万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,这个数字与以色列人口总数相当,并再度刷新中国高校毕业生历史记录:比1年前高出14万,比10年前高出223万,比15年前高出554万。


一部分人选择留在阶梯教室继续读书;一部分扎进一二线城市的出租屋与地铁,开始人生的“游牧”阶段;另一部分则像印第安式回旋镖一般,飞回阔别多年的家乡。和所有世代的年轻人一样,他们手握的最大资本是年轻,未来不再有任何一个时期,可以这样付出试错成本。


对于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说,过去十几年里,时间概念就像由学期装成的沙漏,只需每年翻转两次。但是再过3个月,他们将开启另一种计量方式,世界对他们的评判维度,也将变得复杂立体起来。与物理年纪的18岁相比,毕业更像具有实义色彩的成人礼。


现实存在着吊诡的矛盾:一面是随着新技术与新行业的兴起,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从业选择;一面是毕业生供应量逐年攀升,逢经济周期波动,初出茅庐的后备军似乎“多到不值钱”。但即使年轻,也没人愿为时代变化无辜买单。


找工作是第一步,毕业生面前是一张没有标记道路的地图。


“没大厂实习背景简直没法找工作”


“互联网大厂今年到底有没有缩招应届生不知道,但当时我最大的压力来自同届同学。”宋扬说这番话时,距离自己辗转几个城市参加校招面试已过去了1年的时间。


2018年,宋扬大学毕业,一心想进互联网大公司的他成了“宣讲会候鸟”。


互联网公司往往在不同城市开设秋招面试,他选定了几个城市,每个城市攒够几个机会,就赶过去集中面试:在武汉,见识了百度和华为;在北京,尝试了去哪儿网;在广州,宋扬又马不停蹄参加了腾讯、网易、京东和美团的面试,乌泱泱的人群让他感叹“毕业生多到不值钱”。


在美团的群面环节,一桌8人,其中5人有腾讯实习经历;面试腾讯的时候,同场又有一半是海外留学回国的同龄人,“没个大厂的实习背景,简直没法找工作,而且,即便有这样的实习经历,也没过去含金量那么高了。”


在宋扬印象里,前两年,应届生可能只是个有点想法的学生会干部就能进“大厂”,但现在不行了。


很多同学大二就开始实习,或者干脆校园创业、开工作室。相应的,学校里各渠道关于实习机会的信息满天飞,应届生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。2018年4月,对外标榜为在校生提供名企内推岗位、行业趋势动态的在线职业教育公司Unicareer宣布完成1.8亿元C轮融资。


提速时代里,年轻人唯恐掉队落在经验盲区,即便在以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。


一份《阿里巴巴产品经理岗的面试攻略》在应届生里流传,“你觉得90后身上具备什么素质”,攻略里这道题的参考答案是:“首先,具备什么素质因人而异。但大部分90后平均智商偏高,因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;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;乐天派,有激情,有活力。”最后还有一句提示:这是一道考情商的题,不要说得太极端就好。


这份面试宝典还包括“井盖为什么是圆的”“校园洗衣O2O能不能做、如何做”“如果要做一个出售大学生时间的东西,能不能做?怎么做”……


在网易工作4年的宗泽最近正在招实习生,没想到今年的简历出奇多,且一半以上出自名校: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、武汉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、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、北京大学戏剧与影视学……




“这些学生根本就不看招的是什么岗,只要有坑就投,我招的只是剪辑短视频的实习生,有些人根本不会,也硬生生的投,而且好多还都是硕士。”宗泽不打算让太多人来面试,怕名校的待不住,“做的工作太低端了,就剪片子,我是真不敢用,但学生们不懂啊。”


宋扬的实习经历并不单薄,大二时他先去了当当网,很快对当时的工作性质产生厌倦,只做了不到两个星期就辞职,去了一家创业公司继续实习。大三时,宋扬通过春招去了腾讯,本想争取留下,没能如愿以偿。


正式毕业后,丰富的实习经历还是给了他加持,最终,应届生、“宣讲会候鸟”宋扬在2018年毕业季走进了北京的美团总部。


2018下半年,国内上游资本与下游企业双双显露疲态,恰逢这一届毕业生的秋招时间节点。美团、京东、滴滴等大厂人员优化、部分非营利业务关停的消息相继传出;网易、知乎、快手停止社招、缩减校招、裁员的真假消息也杂糅着发酵。


情绪的声波流过媒体和社交平台,在众声喧哗中被放大,“知乎、脉脉上只要有哪家的负面,你都感觉那家公司分分钟要死了。”有年轻人抱怨,本就不乐观的现实里,恐慌被进一步贩卖。


入职半年后,2018年圣诞节前一天,上午还在工位上提产品需求的宋扬,突然和同事们一起接到HR通知:下午3点钟开会。进了会议室,摆在前面的是一份解约通知书,原因是“出于战略变化”。“HR让大家在现场签个字,完事。”宋扬没想到,比起半年前风风火火地入职,离开会是这样猝不及防。


部门另两个校招生也被裁了,他们仨陷入了最尴尬的境遇:已经不是应届生,工作经验却只有半年。他们挨个找了几家,要么不招人,要么只招高级别岗位。


在朋友内推帮助下,宋扬终于找到一份新工作。2018年,和宋扬同时进入美团该部门的一共有十几个应届生,他听说,今年该部门留给2019届的毕业生名额只剩下三五个。


“耶鲁是什么水平”


周晓强在卧室墙上贴了一张面试日程表,密密麻麻写满了备忘。


和许多国内名校经济专业应届生一样,他向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例行投了一圈简历。可到了面试现场,他越看越慌,“竟然遇到了耶鲁、剑桥、牛津这些学校的毕业生。”在他的印象里,往年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一般是看不上四大的。


“耶鲁是什么水平?”周晓强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自问自答,“中国人民大学一届有3000左右本科生,毕业出国留学的占30%多,其中能去耶鲁的屈指可数。”


在他的记忆里,往年这些人即便回国,也都会选择更好的,如KKR、中金、华平,“今年就业情况这么严峻,估计把他们吓到了,对自己的期望值没敢定高。”


他想了想,又补充一句,“不过即使他们收到offer也不会去,只是当作保底吧。”在周晓强眼里,今年,银行和四大成了校招中受益的企业,收到了史上最好的应届生简历;对应届生来说,僧多粥少的现实更不乐观。


1999年,“为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”,中国实行高校扩招;10年后,全球金融风暴,教育部又开始了对高校研究生扩招的比例调节。过去20年,中国高校应届生人数柱状图如舞狮的梅花桩,一路攀升。


“现在想想还不如去年这个时候就找工作,去年比现在好太多了。”周晓强回忆,去年校招季,他有三家比较感兴趣的公司,其中两家今年已经不招人了,包括中信建投这样的A级券商。一个同学去年拒了民生银行总行的offer,今年想去,人家却不要了。


过去5年,政策红利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,曾成就创投圈带着泡沫繁荣与裂变。2019年,在政策、资本及技术的周期轮转中,从上游基金募资难,到下游公司上市破发,鲜有角色独善其身。对应届生而言,一切又回到演草纸上的未知数X起点。


最终,履历光鲜的周晓强还是收到了普华永道和中粮的offer,拿到绝大多数应届生艳羡的职业生涯敲门砖。求职难易,在个体身上没有一个简单的尺度,绝对概念中,拿到一份薪酬满意的工作也许不算困难;相对意义上,个体总是很难在offer面前自洽。




智联招聘校园及国际业务事业部高级总监齐放告诉AI财经社,今年,双一流高校(985211大学)应届生仍然属于被抢夺的人才,需求远大于供给。目前,今年就业统计数据收集工作还没有结束,但就和学校的交流情况看,很多高校目前已统计出的就业率在40%左右,要低于往年60%左右的同期数据。


齐放强调,并不能据此说明就业情况不好,因为一部分已有意向的学生暂时还没有在网上登记三方签订情况。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本科毕业生中,有考研、出国意向的比例高达80%,相比往年,2019年有更多本科毕业生有意愿继续求学。


据统计,2019年中国学生考研报名人数达290万,同比去年上涨20%,创近10年来最大增幅。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《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》归因于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、消费升级,毕业生对提升自我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高。


“很多事业单位10个招聘名额里只留1个给本科生,《光明日报》这种媒体完全没有留本科生的位置。很多地方现在都指定要研究生学历,否则简历连门槛都够不着。”虽然求职群每天都不断弹出最新招聘信息,上海财经大学大四学生林枫屏蔽了微信群,她不急找工作,决定再考一次。


“现在这些孩子又不缺钱”


专程飞到杭州“霸面”腾讯的伊定西没有收到回复。这个武汉理工大学硕士依然拿到了三份offer,分别来自小米、贝壳找房和深圳的平安保险,考虑到女朋友在深圳,他选择了第三家。


伊定西在研究生阶段选了大热专业: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,市场上人才供不应求。他的同学也多以互联网头部公司为首选。


以BAT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照例第一批进入高校,从去年8月即放出招聘流程,直接跳过宣讲阶段,开始笔试面试,有些动作快的公司10月份就开始发offer。


“比如算法方面的应届生,今年有些公司开出的价位是20K往上,京东、小米相对抠一点,能低个两三千。”在伊定西印象里,这比去年同期的师兄师姐第一年薪水还要高出10%到15%左右。


技术类应届生把腾讯等公司发放的两种offer称作“SP”和“白菜价”,“SP”即special offer,只给能力特别突出的一类学生,除了薪酬高于普通“白菜价”,有时甚至包括期权等激励。通过对学术或既往参与项目的评估,有的企业SP会比白菜价高出一倍。


热门专业逆势抢手不仅表现在就业季,根据伊定西的说法,早在新生入学时就有了苗头。


比如,武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不论在基础设施或师资方面都相当不错,每年都以高分标准录取学生。但该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,工资往往只有四五千;计算机专业学生一毕业工资就能过万,有些学生受不了这种对比,就转专业学编程。


伊定西读研所在的实验室恰好是学院办公室所在楼层,在他的记忆里,2016年只有几个转专业的学生,等到了20172018年,办公室门外的队伍有了几十人,“这还是分批的,没有转成功的学生甚至在外面报班学编程。”


有平台为学生有偿推荐去名企实习机会,或提供相关行业一手资料,中介费并不便宜。不过,即便一份实习机会标价两万元,仍有不少学生掏钱。


2019年本科毕业生大多出生于19961997年,硕士毕业生则出生于1995年左右,“比起往届,95后学生在自身技能准备和对外界信息的关注度上下了不少功夫,更有自我意识地做一些事情,比如他们甚至会参加一些培训、模拟面试,这是与以往不同的代际问题。”齐放总结。




西南地区某211工程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周老师觉得,近两年毕业生的心态和从前不大一样,“慢就业”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如果没遇到合适的,年轻人宁可选择暂时不就业,“如果在家乡找不到一份体面、轻松的工作,家长宁可养着,也不希望他们过得太辛苦”。


也有年轻人就是不想找工作,“不跟我们讲实话,甚至也不跟父母讲实话,就说没找到合适的,我们问什么是合适的呢,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”周老师说。


在齐放的观察里,与学生们这些鲜明的自我意识形成对比的是,面临找工作这件事,很多毕业生并不像之前的年轻人那样急迫,不论从准备时间或投入热情度方面,都不如往届高。


齐放认为,这与当下出现了许多含义更宽泛的新兴职业有关,学生们毕业后可选择的自由度更大。另外,由于没有太多现实压力,他们在面试时往往表现得也更轻松,“现在这些孩子又不缺钱”。


周晓强即是齐放口中“不缺钱的孩子”之一,他毕业于2018年夏季,由于美国硕士留学生在毕业一年之内都算应届生身份,周晓强并没有马上选定工作,而是先去了一家VC公司实习,观察是否有更契合兴趣的行业。


“你甚至不用做任何事,就面临着比较”


在毕业季,“比较”是一个高频关键词,来自外界,也来自自身。


首先是下意识地和周围人对比,“你甚至都不用做任何事就面临着比较,同学的就业信息一定会传到你耳朵里,他收到的offer是什么档次一目了然。”周晓强说。


2月下旬,他和几个同学在北京国贸CBD聚餐,庆祝一位拿到私募offer,兴致正高,但一抬头,他们瞥到临桌客人的胸牌,上面写着CICC中金(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)。


“你就知道这个人年薪可能有80万吧,我同学税后也就一万出头。”周晓强生长在中产家庭,觉得自己和同学们在那家餐厅吃次饭庆祝实属难得,但隔壁客人可能吃10次都没什么感觉,“说失落感也好,挫败感也好,总之会有一点小冲击。”


转念,他又想,毕竟同学已经找到了工作,比起很多至今没有着落的毕业生,该知足了,那样的offer在更多的同龄人中间已算是优秀。


林枫就是会羡慕周晓强同学的那种人。她之前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期待是月薪1万,但现在觉得6000元可能更现实。从2015年入学开始,每年班会上,辅导员都会历数上一届毕业生的去向,有人在壳牌做管培生,有人“去一汽大众卖车”,有人去了银行,也有人当了老师。


“我们学院相对弱一些,有其他学院那种厉害的同学,在纠结到底去私募还是券商。”这让林枫羡慕极了,她觉得找不到好工作归根结底还是能力问题,比如,自己在专业课之外辅修了金融统计学,但如果要做券商工作,心里还是会打鼓,“简历可能都不敢投”。


至于周晓强所在的密歇根大学经济专业,这届班上有50多人,其中40%是中国人,这20多人里又有大半在毕业后选择回国。其中,几个本科复旦的同学清一色去了上海复星集团,有人去了苏州元禾控股,有人去了银行,也有人去了四大。

家人希望周晓强能去大国企端“铁饭碗”,但也理解年轻人想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。作为60末甚至70后家长,他们希望子女不仅身体健康,心理也要健康,所以也会支持孩子们的选择。


“大家发动各种力量找工作,有些是家里给安排的,这种没什么可说的,如果能被安排得这么好,我也想。”话虽如此,家人多在银行系统的周晓强对银行却不感兴趣,即便薪酬待遇相对很可观。他不感兴趣的原因,包括应届管培生要坐两年柜台。




和许多年轻人一样,周晓强将地域作为重要条件之一。


至于其他方面,他先将“公司业务是否有发展前景”“与自己所学专业是否契合”放在第一位,然后才是收入,“一开始期待值是第一年年薪20万吧”,第三位是户口。


每个因素都是一块克数不等的砝码,被年轻的心细琢磨,每颗心面临的压力也千差万别,最终,他们或慎重或随意地,将各色砝码摆在未来的秤盘上。


现实比考试分数复杂多了,每个人的选择完全不一样。有人完全不着急,打算先做两年自由职业者,比如B站播主;有人说身边大多数同龄人不想去大城市,觉得太累,也不值得,“挣了点钱全给房东了,到头来还是不能落脚,图什么呢”。


在比较之中,有人选择了家乡。南方一所电子科技大学的就业办老师告诉AI财经社,这两年来,外出去广东的学生在变少,留在本地就业的人数在增多,现在有些政策能留住年轻人,也有很多家长愿意将孩子留在身边。


刚上大学的时候,18岁的周晓强有一种“哇自己终于长大了”的感觉。但直到最近半年找工作的过程中,他才真正意识到需要养活自己,真正的心态变化从这一刻才开始。


大学期间,他曾有过几段实习经历,有一次,这个喜欢鞋子的年轻人一天花掉了两个月的全部实习工资,一口气买了五六双,“想着实习这么憋屈,这么辛苦,要给自己做些补偿”。


那会儿,家里每个月都给他生活费,实习赚的每一分钱都算额外收获。现在,周晓强开始有了危机感,“如果我自己赚工资了,一定不能这么乱买”,“你是年轻人,你不累谁累”。


世界变化快,在一头刚扎进世界的年轻人眼里,一些变化令人哭笑不得。伊定西觉得,传统行业里加入互联网思维好理解,比如家电连网,但即使身为年轻人,他也不清楚为什么有些卖大米的非要加进区块链。


关注互联网公司的伊定西们还会看到另一则新闻,BAT等大厂正在着力年轻化,裁撤中层干部,以给年轻人腾位置,对他们而言,这多少算是一个好消息。未知的命运秤盘摇晃于纷繁芜杂的外部世界,互联网放大了每一丝风声,每阵毕业季风吹过,有关砝码轻重的考虑又多了几重。


(应受访者要求,周晓强、宋扬、宗泽、林枫、伊定西均为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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